新闻当事人尚书进行例行查房■华商晨报记者夏铭阳摄“我特别想替医生这个群体说说话儿。”一个下班后的夜晚，沈阳市第五人民医院肿瘤科医生、33岁的尚书举着手机，给自己录了一段2分钟左右的视频，发给国内某卫视一档演说类综艺节目，算是给海选报了名。尚书最终通过了海选，开始正式准备演讲比赛。做第一轮演讲的准备，尚书开篇就想上台“替医生说说话儿”，但是被节目组给否了。“你不能一上来就站在对立面，必须先树立一个‘好医生’的形象，”对方建议他，“可以先给观众们做做科普什么的。”前两轮演讲，尚书依言以肿瘤科医生的身份在电视上做了些科普内容。第一轮演讲的题目是《为什么医生不是万能的》，第二轮讲了关于肿瘤的话题。第三轮，这可能是尚书在电视上面对全国观众的最后一轮演讲了。节目组不再限制，让他放手一搏，这一次尚书讲了三个关于“医德”的故事。“请大家相信，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一个医生不希望自己的患者康复。”故事讲完，尚书哭了。一个抑郁症医生自杀的故事“我想替医生说说话”第一个故事。几年前，国内某市，一名农民带着身患恶性肾脏肿瘤的女儿四处求医。但因患病程度已非常严重，被多家医院拒收。一所知名大医院一位资深泌尿外科医生动了恻隐之心。女孩终于上了手术台，体内15厘米的肿瘤被完整摘除。但缝合过程中，女孩却突发呼吸心跳骤停，在手术台上去世。虽然经过专家鉴定，医生没有任何医疗过错，但是女孩的家属不依不饶在医院打横幅。就这样，被纠缠了近一年，医生无法集中精力工作，并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。2014年3月24日12时23分，医生从住院部楼跳下身亡。医生尚书出现在电视屏幕上，起初是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。尚书在省肿瘤医院进修，指导他的一名医生的女儿上过电视节目。栏目组看中了这名医生，希望他在电视上聊聊，医生婉拒，推荐了尚书。尚书自己也在寻找一个说话的机会。他看到电视上演说类综艺节目，对同事说，“哎，这个节目挺好啊，有个平台能替医生说说话，多好。”“你演讲水平行，那你去呗。”同事说。于是便有了尚书录视频报名海选的事情。多年前，与尚书关系最亲的姥姥因肺癌去世。当时尚书家里没有一个人学医，没有一个人懂医。“后来选专业的时候，我爸给我报了一水儿的医学院校。”于是尚书走上了从医之路。工作8年下来，结果是，尚书“很想替医生说说话儿”。记者（以下简称“记”）：各地不时有关医患关系、医闹之类的新闻出现，好像现在大环境下，这是一个有些敏感的话题。 尚书（以下简称“尚”）：我去到节目，最开始的第一讲就想替医生群体说说话，说说他们多么辛苦、多么累，希望大家多理解一下。但是被节目组一下子给否了，说我不能一下子站在对立面。所以我前两次演讲说了些提倡大家多做做体检、要注重养生保健之类的事情。等待大家接受我的医生形象了，觉得这个人站在讲台上愿意听了之后，节目组说，我可以讲我想讲的东西了。我就把我来到这个电视讲台的初衷，把我想说的话给说了。就是最后一篇“医德”的演讲。记：那你的“初衷”是什么，你反复提到的“想替医生说说话”，想说什么话？尚：医生的辛苦、劳动强度，还有特别想让患者康复的那种感觉。这些其实只有医生这个行业自己的人才知道。比如我们特别忙碌的时候，患者来到这儿，可能跟我们交流只有10分钟、20分钟。患者觉得，你怎么就这么忙啊，就这么点儿时间啊？这是因为他看不到身后还有20个病人需要我去照顾。出门诊的大夫一天要看100个病人，分给每一个病人的时间只有那么些。但是他们理解不到这些。我想让他们理解这个事——不是医生对他的关爱照顾少，实际上我们实在太忙了，而且已经拿出很多精力尽可能去帮助每一个患者。我只是一个特别特别微小的代表。我们科室任何一个医生都是这样的。只是因为我站在讲台上不打怵，我把这些说了出来。我想去扭转很多医生被误解的态势，想去扭转一些人的误会。一个医生承认收红包的故事“塞红包、托关系这是对医生不信任”第二个故事。“医生会收红包吗？会，因为我就是。”尚书在演讲时说。这是发生在他自己身上的故事。曾经有一次，尚书被一个患者堵在办公室，要求他一定收下红包。尚书说，如果他不收，患者就会认为医生不会用心，不会给他好好治。尚书说，事实上，现在有很多病人主动给医生送红包，目的是用金钱给自己营造一种安全感。医生收了红包，他们才能更相信医生。实际上，医生收红包后果是非常严重的：停止执业、吊销执照，甚至以非国家公务人员受贿罪论处。尚书收了红包。他说，之后的感觉非常不好。故事的结局是，尚书还给送红包的患者一张收据。尚书用红包的钱，为患者交了住院费。记：为什么公开在电视上说自己收过红包？尚：所以后来我演讲的内容被一些媒体报道，标题变成了“这个医生承认收红包”，可能大家宁愿去放大一些医生不好的事情，觉得这个标题能吸引眼球。但是实际大家点开网上报道，点开我演讲的视频来看，才知道实际是怎么一回事儿。记：现在不少人，不管大病小病都托关系找医生。患者们真的需要这样做吗？尚：最后一篇关于“医德”的演讲，我一共写了15遍。不是改了15次，而是写了15个版本。托关系找医生，就是我写的演讲稿子里的其中一篇，题目叫“为什么大家喜欢交一个医生朋友”。可能不愿意跟这个医生朋友深交，但是很多人手机通讯录里一定存一个医生朋友的电话号码，就是为了以后看病或者有事儿时咨询他，或者以最快的途径找到最合适、最好的医生看病。其实这是个陋习。这本身就是对医生的不信任。本来医疗资源是人人平等的，但大家认为，要通过亲戚朋友的关系获得一个自己认为安全的医疗资源，这个心理和送红包相似。其实，我相信大部分医生对待所有的患者都是一样的。并不是说这个人通过关系找到我，我就能多跟他说一分钟的话，就少让他做一个检查。这也是我想替医生说话的内容之一。一道没有标准答案的选择题“30个医学生28个选择——要救”第三个故事。1998年10月3日晚上，一名农民工来到北京一所医院的急诊，他的眼睛被烧碱烫伤。如果6小时内找不到合适的眼角膜，可能就此失明。在明知可能触犯法律的情况下，这位眼科医生从医院一具遗体上取下了眼角膜，顺利完成了当时在国内还非常先进的眼角膜移植手术。农民工得救了，重现光明。但医生被死者家属一纸文书告上法庭。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巨大轰动。医疗界纷纷声援医生。在一系列调查取证后，检察院做出对医生擅自摘取遗体眼球一案不予起诉的决定。大二的时候，尚书学习的医学伦理课上，这个故事是一个教学案例。考试的时候，这个故事也是尚书和同学们的一道考试题。尚书说，但是这道考试题目没有标准答案。救或者不救？考试题目要求学生自由发挥，从医德、情感、法律法规等各方面论述自己的观点。“我们班当时有30个人，结果30个人中有28个人选择——还是要救！”尚书说。记：这件事其实是很有争议的。尚：对，这件事在网上也是争议很大的。在当时，这个事情怎么判断，在法律上是个空白，所以引发矛盾也是特别剧烈的。到了2012年之后，类似的事情涉及了法律，有一个法条是“侮辱尸体罪”。有网友说，我不应该举这个例子，这个事跟医德没关系。但是现在我想讲的就是这个事儿。关于医德，医生真实面临着类似这样的选择。记：你演讲的三个故事——医闹、红包、情与法的选择，都是很敏感的事情。演讲后收到什么样的反馈？尚：选择这3个事例，我真的反复思索了好久，特别艰难。演讲之后，第一个故事里那位患抑郁症跳楼的医生，他亲手带的一个研究生在微博上私信我。他跟我说，他非常感动，特别感谢我。他知道那位老医生夫妻都是非常好的人，在老师死后，有这么一个人可以公开为他说话，他说通过我的演讲，觉得老师可以瞑目了。记：网上很多关于你演讲的报道，下面的评论留言看了吗？尚：看了。开始我媳妇儿让我别看了，她说我看些说我不好的容易生气……可是后来她自己在微博上和别人掐起来了（笑）。实际上，还是说好的多。有一位咱们国家儿科的大咖医生给我留言，他说看了节目非常感动，看哭了。所以我觉得演讲的结果还是挺好的，有价值了，起到作用了，很多人能够理解医生了。我讲的一些事情突然把大家惊醒了。尤其是特别多的医学院学生给我留言支持。当下医患环境是这样，这些孩子马上就要面临这个工作，他们有时特别迷茫。他们给我留言说，看完我的演讲，作为未来的医生，他们重新找到信心了。华商晨报记者仓一荣